离开榆林，不说再见
——忆师专五年片段
陈出新/文
榆林学院中文系举办60周年系史庆，图文以集展，现任领导亦即过去同仁永雄教授有意让我回忆点滴，共襄盛事，余欣然应之，乐在其中。想想也是，上世纪82年7月，陕师大刚毕业的我，回到府谷稍作安顿，便马不停蹄赶往“榆林师专”报到。以后五年，我在那荒漠连天的地方教学，工作，并两次外出进修于“杭州大学”“天津师大”，包括结婚生子。可以说，师专五年，是我热情点燃的起始，铸就终生事业的奠基。她今天的辉煌有我的奉献，可是，在我的教书生涯中，她也是我骄傲和乐于回忆的地方。
一、初见师专
师大毕业，8月5日回到府谷老家，一个礼拜后，就带一卷行李，七八纸箱书籍，匆匆赶往榆林报到。记得是个下午，四点多的样子，我所乘坐的班车抵达榆林车站。从车上把行李卸下，地上摆成乱七八糟的一堆。过来一个小伙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上身的白衬衫旧折乌罩，高吊的裤子也是黑的。小伙子敞怀豁肚，上面的汗渍道道都能数见。脸黧黑，圆嘟嘟，显得瓷实。身后是辆平板车，急匆匆跑到跟前。我问，做甚的？拉脚（送货）的。去“师专”多少钱？7块。甚？7块，我从府谷下来才十几块，这里到师专就7块？可远了，过了河，还要上坡，全是沙子路。我说，多会儿能到？得一个多小时。小伙子平静地回答，一口娃娃腔。看着远处的黄沙漫漫，太阳也已倾斜到离地平线不远，我只好同意7块钱。旁边还有一个中年人想拉，一听去西沙，也就不说话走开了。装满一平板车，出车站。小伙子拉着车，我跟着走。他兴奋，脚上迈力。我也兴奋，不知供职的单位是个啥样！完全没有“关中人”说起陕北地苦人穷时的“苦逼”相。榆林城以榆溪河为界，分为东、西沙梁。古城建在河东的绿洲走廊，有多年的历史，是大明“延绥道”治府。榆溪河以西，紧贴河沿，即为著名的毛乌素大沙漠边缘。而且，高出河流数十丈，成威武之势，仿佛百万大军紧迫而来，就因为眼前的一道溪流，突然逡巡不前，日积月累，赫然成岸。我和小伙过了桥，平路到头，就开始爬坡，应该叫爬沙坡。车轮深陷，他拉我推，这时才感到有泥土的路是多么可爱！那段坡路很长，却难行。就连骑个自行车下坡，都要吃力使劲地蹬踏才行。好不容易到坡顶，小伙子用脏了的白衬衫擦拭着脸上的汗水。我极目朝四周瞭望，茫茫荒原，全是一个景象，沙梁一浪叠着一浪，夕阳下，还泛着金色的眩晕。唯一的一座高楼，拔地而起，让人感觉，是来到了外星人基地。我问小伙子，离师专还有多远？小伙子脸上有点轻松，说，过了那个楼，就到了。（“”全名“矿业堪探队”）坡顶的路，虽然平，还是没有泥土，全是细沙。我继续为小伙子拽着板车，跋涉在沙漠里的小路上。接近黄昏时分，终于来到榆林师专的教职工宿舍前。那时的“师专”，总部在绥德。榆林属于新建。在审批地基时，行署领导也没给个尺寸，只是讲了一句话，西沙梁上，看上哪一块就修在哪一块，不需要审批核实。所以，建设中的“师专”，压根就没打算修院墙。当我俩将满载行李的平板车，停在挡住去路的教工食堂后门时，问，学校大门怎走，那人指着食堂沿墙的沙径说，走过这一截就进了学校，没有墙。学校正大门有，现在放假，销着呢。后来，我在给学生上课时讲到，据我所知，世界上有两所没有院墙的大学。一个在印度，由大文豪泰戈尔创办，叫“森林大学”。另一所，就是我们“榆林师范专科学校”。学生们一听，个个喜眉笑眼，自豪地屁颠屁颠。其实，我本想再加一句，叫“沙漠大学”。考虑到同学们的心情，就此打住，没好意思讲出。没有院墙，在以城廓为主的大中国来说，绝对称得上是一件奇事。
二，学生“最喜欢的老师”
开学不久，我被分到“文艺理论教研组”，暂不排课，只能跟着主讲教师听课。至于啥时能上讲台，得要主讲教师的首肯。当时我想，别看这偏远地带，办学还坚持“导师制”，三十年代中国高校的传统没丢。“文艺理论组”的教师姓黄，绥德人，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中文系，也属老教师行列。在我跟堂听课时，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无论内容或是讲课方式，只是有几颗镶嵌的“金牙”很新鲜发亮。好在黄老师对我听他的课，一再地劝退，意思是不听为好。在第三次上课时，黄老师坚决不让我进教室，并说，你要再听，我就不讲了。又过了一个月，学校突然通知我上课，说，黄老师家中有事。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决定，紧张是有点，毕竟面对的是大学生，还是第一次。但是，心里没有畏惧感。讲课时，理论的部分，我尽量用文学作品的形象，情节以及细节来说明。这样的课堂，有精彩，有生动，有激情，有意境。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，“文学课堂”必须具备的特色。等到第二次上课，学生们的表情，已由惯常的疲态转为和颜悦色。第三次进教室，同学脸上已是“迫不及待”地兴奋。记得黄老师中间回来过一次，在上完第三次课后，又走了。直到下学期开学，听说，干脆调到别的单位。黄老师的离开，有人说是我影响下的结果。原因是，我的课堂太震撼。每次上课，本班学生全勤外，外班学生更是汹涌而至，走廊、过道水泄不通不说，连我立站的讲台两头，都坐满了学生。更别说，同学们脸上充满的那种愉悦和快意，及如饥似渴地专注，让人不由地使劲，扯云摘星也要补缀“文学”这条绚丽彩虹之缎带的生动。至此，榆林师专再也听不到，什么“本科生不如专科生”之类的叫嚣。相反，学生中不时有“土鳖倒底是土鳖”的声音传出。最后，形成一种声势，就是由校“学生会”自主评出“你心中最喜爱的老师”，我是唯一荣登的一位。这也是我一生教学生涯的唯一荣誉称号。现在想来，我能在榆林学院迅速走红，成为学生中人人仰望的对象，固然有自己的独特之处，同时也与那个时代的增进有极大关系。八十年代初的中国，刚刚经由“文革”对知识的摧残和浩劫，所以，改革开放甫一开始，全国人民对知识如同对粮食有一种饥渴感。上大学是正途，由于国家包分配，大学生们天然地认为，汲取知识是人一生最大的荣誉，即使是社会上的民人也当学习是很荣耀的有出息。所以，课堂是每个嗷嗷待哺的学子望眼欲穿之所在。尤其是文学课堂，你能将中外名家名作熔为一炉，再逐样挑选经精雕细刻，呈现给听讲者一个比他想象中还美十倍的靓丽的全新形象，而且还是引导他的想象向更高更纯更精美的广大星空扩展，那是一种音乐般空灵下的美学沐浴，金碧辉煌的圣殿礼拜。没有哪个有着文学梦的中文学生听了这样的课会无动于衷，不作双手紧攥在胸前，心里默祷世界竟是如此充满浪漫的美妙的赞叹！学习虽说是个刻苦的行为，但是，学习同时也是一项创造性地劳动，原因就在于它要不停地思考，不停地探讨才能有所启发，有所领悟。学习不思考等于公鸡的只打鸣不下蛋，最终一事无成。所以，讲课效果好，必然伴随着听课的学生也是一些精竞之士。那时的榆林学院由于招生范围只限延安、榆林两地，所以，学生基本是纯一色的陕北孩子，个别关中青年跑到陕北考试也有被当陕北考生取中。不过，这些关中人混迹其间，一样有被纯朴、争进的习气感染，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彼此不同的区别。当时我教的学生，课堂上听的认真，课后也是一刻不闲，写诗作文，演讲辩论，办刊物，搞朗诵，给人感觉上中文系就是冲着当作家来的。而我作为他们眼中的“名人”，自然也不闲着。经常被邀去当评委，出席各种这会那讲座，尤其一个来自延川的进修学生姓曹，我本来不给他们上课，但是，他经常请我参加他们主办的音乐，书画活动。有一次还硬拉我为他们的“文学沙龙”，做萨特研究的主题领讲。后来，这孩子放弃当税务干部，一个人跑到北京，考上“北戏”研究生，现在是央视12频道主编。还有一位从“榆林师范”推荐过来的学生贺智利，自称听了我的“现代文学”课，开始迷上鲁迅和现代文学。后来，又被榆林学院作为留校生，推荐到陕师大中文系本科学习。师大毕业回校任教，期间考上华东师大现代文学研究生，现在是全国闻名的路遥研究专家，教授，榆林学院文学院院长。智利对我讲课佩服有加，推崇备至，每有佳作新著总要让我首先一饱眼福。我讲课有一个原则，书上有坚决不讲，自己没兴趣不讲。不像中国高校大多数教师，将讲课混同于复述课本内容的行当。我曾亲自听过一位交大毕业的政治课老师，通篇大段背诵教案，和课本上一字不差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阴阳顿挫到准确无误。三十年过去，现在想起那种倒背如流的情景都觉恐怖得阴森。而我最欣赏的课堂气氛，还是像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样：一次，“北京大学”的经济学教授受派去苏俄考察新制度下的经济运作。北大因此在全国留学生中挑选能代“经济学”的教授，结果，唯一合格的却是郁达夫先生。因为，清末公派留学生，大多以学医，语言文学为时尚，而郁先生是正牌“东京帝国大学”毕业的经济学学士。到了北大，郁教授的课程为“统计学”，但是，听课的学生却是文学爱好者，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如钱大白，钟敬文等。郁达夫在“统计学”的课堂上，讲海涅就用德语，讲渥兹华兹，拜伦就用英语，讲左藤春夫等一干他认识的日本作家朋友就用日语。台上讲的人手舞足蹈，台下听讲的学生眉飞色舞，大呼过瘾。听课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家，著名记者。他们谈起当时的激动，也只是称听过郁老师的课，而不敢称学生。因为，以当时北大中文系的牛人林立，连鲁迅都难列名入位其中，更别说以写颓废小说见长的郁达夫了。我不知道达夫先生“统计学”是怎讲的，但是，我在他当时的《日记》里发现有这样的一条记述：“统计统计，统他妈的鸟计”。可见，达夫先生上课，对自己不喜欢的课也是心生厌恶的。总之，课不管怎样讲，能调动学生的学习欲望，进而转入学科兴趣，我认为这样的老师就是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。教师的功能并不在于你给了学生多少技能，而在于通过你的教授，启发他的蒙昧，激活他的创造性思维。有了这个引领，剩下的成功与否则是学习者自己的能耐的事了。因为，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最大特征，就在于人有自觉性在里边，而动物则纯属于被动的冲动。所以，我常讲一句话，一个合格教师，只要有一句话让学生终生记取不忘，说明你没愧对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。
三，外出进修
榆林师专工作前后不足五年，其中两年在“杭州大学”“天津师大”进修，上课时间只有二年半多一点。但是，就是如此短暂的时光和后来在渭南师院的三十多年相比，却给我留下了无比丰富的印象和遐思。我正式离开榆林学院的时间是年年底，这期间是我人生开始的得意之年，虽然不敢说“如鱼得水”，最起码是顺畅的快意。其实，我的出外“进修”，纯属本人“个性品质”引“祸”而收的“意外”之获。年秋，经过“入学教育”的一年级新生，开始上课的第一节，就是“文艺理论”。作为主讲，我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羁绊，面对学生，当然要谈一些学习方面的事。重点强调“真正的大学”是什么样，尤其是硬件如“图书馆”等，我们所在的学校距离一流大学有多远的路差。目的还是鼓励同学们，应该知难而进，刻苦攻读。当时的情形，学生们除了认真听讲外，也没有什么异样发生，只是表情上，一下显得严肃了许多。谁曾想，下课之后，几个临时指定的班干部，端直跑到校长办公室，向苗长茂校长报怨，听了陈老师的课，我们对上榆林师专已经失去了信心。那老师说咱们这里，教师不合格，设施不合格，管理更不合格。那我们在这儿不是白浪费时间？……
据闻，苗校长当时强忍着心中的愤慨。打发走告状的学生后，对在场的几位领导说，我们费了一个月的“入学教育”，让陈出新半节课，就给吹散了。这（音Zai）还能弄成了（音liang）？得调查一下！苗书记要“调查”我，因紧临“国庆”放假，也就耽搁了几天。对此，我一无所知，毫无所察。国庆”放假三天。我应朋友之邀，回府谷一趟。原打算按时收假，第四天有课。想不到的是，从县城过来的班车，连过道都站满了人，全是返程榆林的学生。那时，府谷去榆林，多公里的土路，每天只一趟公交。没办法，只好等明天的班车。第二天下午，到榆林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急匆匆赶往赵老师宿舍。迪奉是我老家人，师专上学留校任教，当时已是主管教务的副处长。见我进门，赵老师一贯地慢条斯理地说，今天你的课，我倒是害怕误车，赶不回来。昨晚连夜调课，让外语系的一个女老师，临时顶上。嗨！偏气苗书记去听课，让老汉上了一节英语，气得走了。看来，下一次课，老汉还要去听，你提前准备一下，不要出甚差错。隔一天是“文艺理论”课。我按时起床，按点早餐。就在食堂排队打饭时，发现苗书记已坐在桌前，开始用膳。见我进门，那个阴云密布的脸，黑得吓人。我不管这些，继续排队打饭，吃饭。并没有意识到，那萧煞之气是冲我来的。上课铃响，教室一片肃静。再一看，苗校长已在第三排的中间坐定，一脸严肃。同学们更是严肃到了不敢斜视，眼睛直勾勾看着讲台。一百二十多人的台阶教室，黑压压能把苍蝇的翅膀折断。我开始点名，那时的学生还没有“起立喊到”的习惯。当念到告状的班长时，班长学生照样坐着喊“到”，坐姿还是闲适的那种放松。当场，我将课桌一拍，怒吼道：站起来！那学生慌忙站起，我说，看你身高马大，俊俏有为。没想到，你连个规矩都不懂。老师站在这里，你却“点名”都坐着不动，像个什么样？想干什么，说！那学生一头雾水，懵着站着。全体学生有点被震吓，苗校长继续严肃，只是微微折皱着双眉。点名就此结束。开始“文学与政治的关系”的讲课。考虑到校长在坐，我有意将陕北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，作为话题加以强调。我说，从先秦的朔方郡，直到唐末的李继迁，宋时的大夏国，明末府谷的王嘉胤，米脂的李自成，以及刘志丹闹红，毛泽东的十三年，哪一次社会变革，能离开我们陕北和陕北人的参与？政治如此，文学也一样，除了著名的“靖边七笔勾”，李季的“王贵与李香香”，丁玲的“田宝霖”也写在靖边。最让我们骄傲的柳青，路遥，是地地道道的陕北老乡。同学们，还有什么能比得上，我们脚底下的这块土地？她是生我养我的热土，是“人杰地灵”的瑰宝啊！教室早已沸腾，当我用胳膊将“瑰宝”二字向上一扬，全场的掌声响彻整个大楼，教室也快被撼动了。有学生已是泪花飞溅，苗老师脸上早已不见了乌云，微笑着冲我颔首称赞。仅隔一天，又是早餐时间。苗书记见我排队买饭，竟然主动打招呼，微笑着说，陈老师，今天我又要听你的课去。苗校长解放初参加工作，因为念过书，一直由文书，宣传干事，做到宣传部长，县委书记。据说，榆林地区领导最爱发言的一位，就属苗长茂。而且，讲话不打草稿。基本算是粗通“文墨”的那一类“文学爱好者”。所以，“榆林师专”78年恢复招生，地委领导就选他挂帅，当学校一把手。我在文中，一会“校长”，一会“书记”地叫，是遵循当时不成文的习惯，即不管老苗是书记，还是校长，学校的大小事，都是老苗一个说了算。“榆林师专”流传老苗最有名的一句话：他当“书记”是“党领导一切”；他当“校长”是“校长负责制”。后来，“俄罗斯的普金总统”，也采用苗老师这一招。因而，俄罗斯人民被制服地服服贴贴。苗校长喜欢上我的课，估计是“文学理论的一些说法，巧合了他心里对文章的一些理解”。勾起他的爱好文学的渴求。要不然，当第三次见我，就直呼：出新，今天还要听你的课。我说，苗老师，今天可能没啥讲的，重点是让学生做笔记。结果，苗校长还是坐在学生中间。因为解除了“调查”警报，明显地又有校长的肯定。那天中午的小休，睡得特别安稳。突然，门外有人又是捣，又是喊，出新，在吗？我一听是系主任梁老师，赶忙下地开门。梁老师，浙江人，说话急促，头脑清晰。进门也不坐，就激动地讲，苗书记听了你的课，组织我们系领导开会，说，陈出新老师讲课没问题，只是思想有点小毛病，以后多关心年青人的生活。今后，中文系派出进修，像出新这样的教师，应该优先考虑。梁老师说着，稍微喘了一口气，现在是这，下学期你就出去进修，时间一年，学校由你自己联系。出新，你看怎相？梁老师临出门，脸上激动出的红晕还闪了再闪，一个劲强调道，出新，能得到苗校长的肯定，不容易。希望不要辜负这次机会。梁老师走后，内心虽然没怎么翻腾，却首先想到“杭州大学”。于是，“连夜写信给郁飞先生，申明去杭州学习的意愿。没过半月，即得先生回复，让和杭大的沈绍镛老师联系。去杭游学的事，因郁结缘，就这么顺当地成了。”现在想来，八十年代那批高校领导，因为自身学历有限，他对高于自己学历的人才，首先表现出的是尊重，有时还是欣羡。对读书人最不尊重的，其实就是高学历的所谓“专家教授”级的领导。因为，同是读书人，你身上没有让他感兴趣的东西。反倒是他身上有“官”的光环，能管你，大多数时候是蔑视你。这也是许多年过去，我们的高校走不前去的根本原因之所在。时光荏苒，离开榆林，离开榆林学院，离开中文系已整整卅年过去。在此其间，榆林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那个荒凉的西沙再也没有了沙的尘迹，车水马龙好像换了人间一样；榆林学院不仅筑就了院墙，而且一去边远老穷的落后意识，日益精进，行进于省内同类院校很快升格为一本重点大学；而我曾经工作过的中文系，因为有贺智利等年青有为学者的刻苦努力，现在也是享誉全国的顶级院系。对此，我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。榆林学院是我工作学习出发的地方，也是我卅年来时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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