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五四青年节不一般,时值建团周年。在这一天,团团走心了,当天凌晨零点零分发了一条微博:一代又一代人的长征,一百年见证共同青春。
是的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。正是一代人又一代人奉献了青春,中华民族在短短的一百多年转危为安,目前即将叩响伟大复兴的大门。
在这个历史进程中,个人的前途命运,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。大国崛起,守护了万家灯火;每个人的奋斗,又汇集成时代洪流。
就拿我们家来说吧,这一百年从祖辈到孩子们这一代,已经有了四代人,参与并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艰辛而辉煌的历程。
我爷爷奶奶分别出生于年和年,赶上了军阀混战,也赶上了日本入侵。我爷爷还被鬼子抓走做苦力,后来趁着喂马的机会溜了出来。
他们那代人还经历了很多次自然灾害,尤其是年的旱灾,蛋嫂的姥姥就背井离乡去逃荒,我姥姥也曾讨过饭,还曾被拐卖过。
他们也经历了多次的瘟疫大流行,我奶奶每次谈及霍乱天花都很惶恐。那时候,新生儿死亡率很高,我三爷家前七个孩子都没成。
我爷爷奶奶算是勤奋踏实、持家有道的,又是种地又是做工又是开荒,没日没夜地干,终于在解放前从贫农混到了下中农。
那时候粮食产量极低,我奶奶说好年景一亩地也只是打百十斤。旱年庄稼不生长,两头见麦籽。我查了下《民国社会经济史》,印证了我奶奶的说法。
正常年景,河南省小麦平均亩产只有81公斤。而有些地方,由于战争摧残和技术落后,好年景亩收才三斗(每斗30斤)。
产量这么低,却要承担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。先说地租。根据《民国社会经济史》记载,河南的大多数地租率在50%左右,也就是大约一半的产量归地主。
而在地少人多的豫北地区,地租率更高。比如林县(现在的林州市),地租率一般在65~75%,甚至更高。而新乡有一种佃户叫做“揽活”,剥削得更厉害。
麦收后,地主先分去八成。剩下两成由长工、揽活、牲口三者平均分配,地主家的三头牲口算一个人头。“揽活”的地租率在90%以上。
什么概念?也就是好年景一个揽活种一季小麦,一亩地只能有不到10斤的小麦作为报酬,加上秋粮一亩地一年的报酬也只是十几斤,这还只是好年景。
就这可怜的一点点收入,还要面临国民政府和日伪政府的苛捐杂税。河南的苛捐杂税,可谓集全国之大成,仅征粮一项,就有十多种名目。
完粮征收之后,还有各种保警伙食费、制服费、招待壮丁费。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税种,比如纺车税、牛车牌照税、做饭的锅底税……
抗战胜利后,洛阳周边各县,各种杂捐高达种。反正农民每年的收入除了苛捐杂税之外,几乎没有剩余。
除了应付政府的苛捐杂税,还要应付土匪。河南的匪患极为严重。我爷爷跟我讲过,我家附近各种土匪多如牛毛,其中最令大家闻风丧胆的就是大土匪扈全禄。
这个人为祸乡里,无恶不作,罪行罄竹难书。据不完全统计,他杀害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、战士和民兵、村民达余人。
杀人手段极为残忍,有枪杀、砍头、活埋、铡死、剥皮、锅煮、油炸、投河、大卸八块等十余种,他还带领匪徒烧毁民房余间,抢劫财物不计其数。
他之所以猖狂,主要是有后台,在国民党和日伪政权之间横跳。年他看国民党不行了,就带着多人投靠了日本。年觉得日本不行了,又投靠国民党。
国民党为啥总是一群乌合之众?就是因为没有原则,什么烂货都能成为国民党。收拾这种沾满人民鲜血的人渣,还得靠共产党。
年,八路军重创伪军扈全禄部。年,刘邓大军再次重创国民党扈全禄部。年春,新乡解放,扈全禄被解放军捉拿归案。
就是在这样水深火热的生活,把我爷爷逼成了全能型人才,除了是种地的一把好手,还是瓦匠、木匠、厨师、编织工、养殖能手,也成了村里的积极分子。
新中国成立后,我爷爷入了党,也成了生产队长,后来又成了村干部。也只有翻了身,他们俩才有条件哺育了五个孩子。
我姥爷他们家是铁匠出身,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,他参了军去了朝鲜。只不过他没有在前线冲锋陷阵,因为他是后勤兵。
他们对新社会无比热爱,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也空前高涨,哪怕是最困难的年,还参与了共产主义渠的兴建。
这是我的祖辈,经历了旧社会的水深火热,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,参与了新生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设。
我的父辈们几乎都是五零后,生在新中国,长在红旗下,走在春风里。他们的青少年时期,物质条件还依然十分艰苦,也经历了很多磨难。
伤痕文学虽然记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青春,但却记述的不是他们。因为他们毕竟是50后的农民,他们不掌握话语权,也不会发出小布尔乔亚的呻吟。
所谓的伤痕文学,都是下乡知青所写。而我的父辈本来就在乡下,所以也不存在下乡的说法,他们的劳动强度其实比知青还要大,且祖祖辈辈皆是如此。
我们家也积极参与到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中。为了发家致富,我们家开过磨坊,做过豆腐,闷过豆芽,养过蚕,还养过貂,种植过蔬菜水果和花卉。
无论干什么,挣的都是辛苦钱。比如做豆腐,和撑船、打铁并列为人世间的三苦。从黄豆的浸泡,到碾压,再到磨制烧浆,要投入大量的精力。
比旧社会好一点的是,80年代已经有了电磨,我还记得那个震耳欲聋的声音。起早贪黑把豆腐做好之后,还得走街串巷、沿街叫卖。
最艰巨任务其实是卖出去。那个时候没有冰箱,必须当天做当天卖完,不卖完就砸手里了,还可能血本无归,但卖出去又非常难。
那时候卖豆腐,只能走村串巷,沿街叫卖。当时没有电瓶车,也没有摩托车,我们家也买不起拖拉机和机动车,只能靠人力。
也就是一个自行车,后边还要拖个两轮平板车。关键那时农村的路面还没有硬化,坑坑洼洼、崎岖不平,我爸骑车,大梁上有时还坐个几岁的我。
那时的豫北农村,豆腐属于奢侈品,稍微贵点就没人买。所以经常天很晚才能卖完回家。如果遇上天气不好,生意就全没了。
唯一的好处,那就是自家顿顿都能吃上豆腐。后来把我吃的,看到豆腐都想吐,多少年心里都有阴影。可以看出,这不是一个好生意。
后来我们家卖菜卖了几年,也非常辛苦。就劳动量来说,一亩菜十亩田。这个瓶颈在哪?也是在销售上,这个任务主要是我妈负责。
不过,那时候有了脚蹬三轮。早上爸妈一起装上满满的一车,然后由我妈骑到集市上去“守株待兔”。中午回家,下午再装车去卖。
我爸主要在菜地干活,没活干的时候也去卖菜;没菜可卖的时候,我妈也在菜地忙碌。菜地,机械化无法施展,我还记得我跟妈妈在月下一叉一叉地剜地。
农村的家庭,一般都有自家的小菜地,因此蔬菜销售卖不上价,销量也受到很大限制。虽然种菜比种粮收益高,但是付出的劳动量要大得多得多。
我上大学后,心疼爸妈,不希望爸妈再辛苦了,好说歹说,劝他们来合肥经商。当时在我的强力坚持下,让他们在合肥开了个店,结果血本无归……
年,我爸去了科大东区的一个工地当小工,一天工作12个小时,可工钱只有20块钱。浇楼板的时候,还可能24小时连轴转……
年,我妈在合肥干起了老本行——卖水果。可后来城管不让摆摊,只好夜里9点以后出摊,有时候我还去帮忙。
可后来经我的手,连着收了两张假币,我妈一气之下不干了,在合肥找了个稳定的工作——扫马路,一月块钱,且没有节假日……
那一段时间,是我最焦虑的时期,也是最彷徨的时期。心疼他们,却又无能为力。但是他们自己,却十分乐观豁达,对未来充满期待。
他们的辛苦,其实无形之中成了我努力的原动力之一。有一次去粜公粮,我气得直哭。最后一个环节,要从自己车上,扛到堆得像山一样粮堆上。
我心疼我爸爸(他腰不好),而我又扛了几袋之后就扛不动了,且脚下还老打滑。但是粮管所的工作人员跟监工一样,催着你往上扛。
为啥我爱学习,学习比干农活舒服多了。我初中的数学老师,鼓励我们努力学习,常用的一句话就是:考不考上大学,关系到你是前头冒烟还是后头冒烟。
前头冒烟,指的是在家务农,因为四轮拖拉机的烟囱在前;后头冒烟,指的是坐轿车,轿车的烟囱在后头。农村大学生的原动力,那就是跳出农门,改变自己乃至家庭命运。
读书时觉得日子很清苦,那是因为没有步入社会。步入社会之后,时时刻刻可能遭受到生活的毒打。人生的长征,才刚刚到了爬雪山过草地阶段。
我的同学,无论是中学的,还是大学的;无论是工作的,还是创业的;无论是国企的,还是私企的,没有不辛苦的。
去大城市的,都嫌压力大、房价高;留在中小城市或老家的,都抱怨工资低、没前途;进入体制内嫌受拘束,体制外的嫌没安全感。
有个同学毕业去了华为,干了几个月又回来了,因为无法适应那里高强度的工作。一个去中兴的同学,也曾大病一场。
一个创业的同学,为了给工厂通上动力电,当场吹了一瓶白酒;还有个去北京的同学,两点打电话哭诉撑不下去了。
但是十几年后,绝大多数同学,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。然而坐到一起一聊,发现每个人都是一本故事书,每个人都是一部奋斗史。
有人总喜欢抱怨新三座大山,总嫌压力大。但抱怨归抱怨,还是要调整心态,脚踏实地、开动脑筋去奋斗,有时候要学会迂回,突围还得找敌人薄弱环节呢。
一个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,最开始就是租房子。后来在通县买了房子,再后来又住进了在亚洲(全球)最大的社区——天通苑,每天通勤时间三四个小时……
但人生有时候就是个骑驴找马的过程,攒了点钱就往市中心靠,攒了点钱就往市中心靠,现在终于住到了三环,还有了几套房子。
既要有远大理想,又要脚踏实地,不能上去就把目标定到珠穆朗玛峰,要学习毛主席零敲牛皮糖的策略,学会积小胜为大胜。
我和蛋嫂也是从绝望中一点一点地突围。大学期间,我就勤工俭学干家教,还要帮家里还债。走出校园的时候,别人大多从零起步,我们是从负起步的。
留在了合肥,不是因为喜欢,而是因为无奈。一方面家人都被我拖到了合肥,另一方面,也实在是没有勇气去大城市。
离开校园之后,就租住在平民窟一样的城中村,也没正经找工作,因为我把家教做成了事业,又发展成了课外培训班。
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挣着卖白菜的钱,操着卖白粉的心;抽着中南海的烟,操着中南海的心。工作之余,就看参考消息、环球时报。
我和蛋嫂还坚持到报摊买一份叫《青年创业参考》报纸,在上边找各种创业的路子,学习创业的知识。当时这份报纸承载了我对未来的几乎所有美好期望。
但是突然有一天,我把他们全烧了。因为我去买新的一期,结果没买到。报摊老板说,报社倒闭了。一个教年轻人创业的机构,竟然自己倒闭了,我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。
机会有时候来的挺突然,我培训班做的不错,有一个孩子家长刚好是出版社的,他建议我给他们出书稿,可以挣稿酬,从此我又多了一个收入的来源。
稍微有了点着落后,我跟蛋嫂就结婚了,没钱买房,就在城中村结的,不过婚房换了一个带厨卫的一居室,价格贵了一倍,两百一个月。额外20块钱网费,共块。
说是带厨卫,其实厨房也就只能放下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案板,在这里我学会了烧红烧肉。卫生间窄得连个洗衣盆都放不下,人进门都得侧着身,得亏那时候瘦。
为了营造温馨的气氛,我们自己买油漆把旧家具油漆了一遍,那时候也不知道甲醛的危害,只是开窗通了风,人都没搬出去,结果伤到嗓子了,慢性咽炎。
没钱大操大办,就是双方家人和几个好友一起吃了个饭,婚车就是临时打了个出租。婚宴也是抠抠索索的,大家没吃饱,临时还加了两个菜。
后来,我们东拼西凑买个二居室,总算是在合肥安了家。老家的兄弟姐妹,也都陆续在合肥定居。
现如今,大家依然很辛苦,但是每个小家都算是其乐融融。对美好生活的追求,就是我们的动力。
老家有句话,有苗不愁长。只要扎下了根,踏踏实实的努力,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。
年的时候,我又走了弯路。当时流行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,我听了几节成功学的课程后,忍不住创业去了。
那是满脑子就是融资,搞APP。当时设想的是做一款跑步的APP,和一款图书类电子商务平台。结果跑步APP流产,电子商务的压根没怀上。
想忽悠投资人没成功,结果被投资人忽悠了。创业很久头破血流,血本无归。失败之后,把自己闷在办公室开始写疗伤文学,结果走上了码字的不归路,直到现在。
我们这代人,通过长征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,也正在改变国家的命运。比如第三首航母的设计师王硕威,竟然是是一位80后(华中科大校友)。
而我的同学中,有的在研究量子,有的在研究智能语音,有的在搞6G和7G,有的在研究自动驾驶,有的在搞光刻机,有的在搞信息安全,有的在搞雷达。
不过他们最近很郁闷,因为他们中有几个“人在上海,而钱在股市”。充分体现了疫情和大癌股面前人人平等。搞光刻机的又怎样,照样得找团长买高价菜。
而同龄人中,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平凡人。比如我堂弟比我小三岁,没上大学,当了几年义务兵,退役之后四处打工,媳妇在家照顾两个孩子。
他目前正在陕西榆林的一处化工厂的工地(煤基乙醇项目)。虽然很辛苦,但是小家庭经营得不错。年家里就买上车,最近又在市里买了房。
大上海为什么那么繁华?不仅仅各行各业精英的奋斗,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建设者的奉献。比如我一个表弟,目前就被封在了上海的一处工地。
这个表弟当年可是家里的宠儿,含在嘴里怕化了,捏在手里怕碎了那种。但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责任,让他走上了自己的长征路,让他迅速从男孩成长为男人。
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长征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征。每代人的长征很艰苦,每个人的长征也很艰苦;每代人的长征很精彩,每个人的长征也很精彩。
伟大教员所说过:长征是宣言书,长征是宣传队,长征是播种机。我们通过自己的长征,宣告了我们的永不躺平,也给未来播种下了希望。
我们的祖辈,通过他们的长征,让我们远离了战火;我们的父辈,通过他们的长征,让我们远离了饥饿;我们这一代,要通过长征,让民族重回世界之巅。
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,也将会通过他们的长征,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,并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,重塑人类文明新秩序。
中华民族一代代的长征,永不止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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