节俭,是上一代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。
这是南山中心地带的一个小区,从这里步行几分钟就是腾讯总部大厦,院子里经常看到挂着鹅厂工牌的年轻人。
小区新设的垃圾分类区,摆放着大大小小几个垃圾桶。最大的垃圾箱像个小房子,边沿高度接近1.4米,张玉芬个子小,不得不踮起脚尖,把头探进垃圾箱内搜寻,而后她拿起旁边的扫把,把箱底的一个纸袋子挑了上来,再把纸袋里零零碎碎的垃圾倒回去,紧接着她又挑出一个纸箱,扔在地上用脚踩平,对折,装进刚刚捡到了的纸袋里。
12年前,张玉芬从安徽农村来到深圳帮儿子带孩子。如今孙子读了初中,孙女9月份也读了小一。一下子清闲了,这两个多月,她才开始跟着小区里的老姐妹们捡废品,“哎,谁知道还不错,一个月能有个二三百”,她感觉生活里有了新调剂。
手里的纸皮、纸袋,张玉芬不敢带回家,在小区里转几圈凑够斤两,她就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卖了。“不然儿媳妇看见要‘骂’死了,儿子知道了‘骂’的更凶”。
在深圳,像张玉芬这样的老人不计其数,她们晚年像候鸟一样随着子女南迁,有的种了一辈子田,离开农村就意味着失去收入,有的每月领着数目不算高的退休金。从小区垃圾箱挑挑拣拣出废纸皮、水瓶,既是每天的一丁点零花钱收获,也是异地生活中难得的寄托。
深夜里的拾荒老人
在深圳北站附近的这个住宅区里,我几次在凌晨一两点碰到陈喜莲,她手里拎个大塑料袋,装着几个矿泉水瓶和碎纸皮,走近垃圾桶时,几只觅食的流浪猫从桶里仓皇逃了出去,她探头在桶里扫几眼,再把纸袋子、小纸盒从一包包垃圾袋下面抽出来。
福田某豪宅区,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皮、泡沫.
深夜,是陈喜莲一天当中难得的空闲时间。
陈喜莲的一天从早上6点开始,做早餐,带外孙女,接孙子放学……她跟着女儿住在这个小区里,外孙女2岁,她要帮着带孩子。儿子也住在附近,孙子在小区门口的学校读书,每天接送孙子也是她的任务。
整个白天她要围着孙辈打转,即便有时间,捡了废品再碰孩子终究不卫生。她只能把时间往后推,一家老小吃了晚饭,上床睡觉,她再下楼转几个小时。
小区里捡废品的老年人不少,清洁工、上了年纪的邻居们,都算是陈喜莲的竞争对手,“没有老人看见纸箱不捡的”。而到了深夜,这些潜在的竞争者们很少会下楼。不少晚归的年轻人还会持续下来丢垃圾,她总能有所斩获。只是等她回到家里,洗澡,洗衣服之后,已经是凌晨两三点。
陈喜莲50多岁了,晚上的睡眠时间短暂得令人吃惊,女儿反对陈喜莲大半夜捡废品,可她拦不住母亲,“孩子压力也大,要养小孩,要还房贷”。
“老人不会赚钱,都要捡废品”,陈喜莲来自湖南农村,没有退休金。靠着深夜里的搜寻、翻捡,一个月也能有几百块的零花钱,这点自己赚的钱,能让她隔三差五给孙子、外孙女买点零食和小玩具。
李正福跟陈喜莲住一个小区,每天晚上7点多,只要没什么事情,他习惯蹲坐在小区东北侧的花坛边,在他正对面2米多远处,并排立着两个垃圾桶。
李正福肤色黢黑,脸上沟壑深重,在夜色里像一尊凝重的雕塑,只有你跟他打招呼时,那一口白牙和朴实的笑容,才让整个人鲜活起来。
两年前,孙子临近出生时,李正福和妻子从湖北老家赶到了深圳。房子是两居室,住着两个孩子四个大人,晚上是屋子里最喧闹的时候,孙女放学回来了,儿子儿媳也下班了。
蹲坐在小区这个角落里,李正福能躲个清净,也能守株待兔捡点废品。他白天在附近小区做绿化工人,剪剪树枝,侍弄花草的活儿虽然不累,但到了晚上,他也没多少力气,像其他老人一样在小区里四处转悠。
做绿化工,李正福一个月工资有元出头,不过老板已经拖欠了将近3个月的工资,他叹口气,讲起了在别人手底下打工的不自在——早上7点上班,一天得打四次卡,工资说拖就拖……来深圳之前,李正福在老家开废品收购站,收的永远都是现钱,时间也归自己说了算。
在深圳的生活他终究不习惯,和他一起工作的是江西人,两人口音都重,说话时都得放的特别慢;吃一顿晚饭,要等来等去,等上舞蹈课的小孙女,等加班的儿子;捡点废品,儿子儿媳妇都反对……
坐到晚上9点,李正福缓缓起身,慢悠悠地朝着小区另一侧走去,家里人差不多洗完了澡,孩子们也睡了,轮到他洗漱上床了。
燕子垒窝般地赚钱
许慧珍的卖废品账本。
许慧珍也是陈喜莲的邻居。疫情之前,许慧珍常去深圳北站做义工。疫情之后,考虑到安全她没再去过,况且60多岁的老人,精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。
许慧珍跟女儿住在一起,大部分时间家里只有她一个人,一天当中,电视绝大多数时候都开着,尽管播放的节目她也看不下去。下楼转一圈,她总能捡几个小纸盒或者水瓶,然后再带回家一一踩扁,再分门别类地捆扎、收拾,而后一趟纸皮,一趟水瓶,运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,大半天的时间也消磨完了。
许慧珍的退休工资有多元,应付日常生活没有问题。但生活在深圳,她总感觉赚得不如花的多,尤其每次跟女儿吵架,她赌气嚷着要出去租房时,总要在心里算一算,这点钱够不够付房租。
因为捡废品,女儿跟她吵了好几次架,最后俩人各退一步,妥协的结果,就是许慧珍的废品只能放在阳台角落的小推车里,放不下以后就立即卖掉。
何明亮也住在同一个小区。老何60多岁,开朗健谈,每天收拾得清爽体面。他和妻子在小区里住了十几年,在邻居当中人缘不错,不少年轻人有了纸箱、水瓶等废品,会特意打电话让他上门取。
何明亮和妻子算是小区里最勤勉的老人。俩人各自为战,从不结伴,从早上7点多到晚上9点多,总能在小区里看到他们的身影。
何明亮和妻子的退休金加起来有多元,儿子买房买车老两口都出了力。现在孙子读中学了,儿子经常出差,儿媳在临深片区上班,每周只能回来两次。多数时候,家里只有老两口大眼瞪小眼,前两年老何还能在附近打打小牌,谁知道这牌越打越大,老何不敢再玩,能做的也只剩下四处闲转捡点废品。
一楼架空层角落的某个隐蔽处,被老何用来放废品,有了这点空间,像泡沫这种占地方的废品,别的老人不愿意捡,老何都留了下来。
泡沫1.2元一斤,纸皮1元一斤,塑料5毛钱一斤,铜、铁、不锈钢这些金属也能卖上价钱,夏天的衣服1块钱一斤,秋冬的衣服5毛钱一斤……何明亮和妻子每天像老燕垒窝一样,一点点积攒着这些不起眼的东西,每月能赚多块钱。
卖废品的门道
许慧珍所住小区附近有3家废品收购点,都位于城中村。
其中老董的废品收购点离小区最近,他和妻子在深圳收了20多年废品,前两年才租下门面办理了执照。
小区捡废品的老年人都知道老董常缺斤短两,有位将近70岁的老人,攒了几十斤的纸皮,运到了老董这里,生生被克扣了十斤的重量。为此,许慧珍每次出门前,都要自己先称称重量,这样老董就坑不了她。
但小区大多数老年人,像李正福、何明亮,宁愿选择更远的收购点。从小区走出去,过十字路口,再走一段上坡路,进城中村穿街走巷,一路走下来接近1公里。
很多人一次性攒几十斤的废品,要运到收购点,要么靠平板车,要么靠买菜小推车。许慧珍见过小区里一个瘦高的老太太,每次都是把几十斤的纸皮,要么用一根棍子,像挑水一样挑着,或者捆成一捆吊在肩后,就这么步行1公里卖掉,许慧珍清楚,这是农村搬运庄稼的方式。
不同的废品有不同的去处,像旧衣服,旧鞋,旧皮包这些,都要卖给老胡。每到下午3点,老胡的三轮车会准时停在小区附近。不到半个小时,这两三轮车就会装得满满当当。
跟几家收购站老板比起来,老胡态度最和气,嘴也甜,老远看见个老太太就招呼一声“来了阿姨”,这一声招呼也能让老人们宽慰不少。许慧珍记得有一年,她去附近一家收购站卖废品,看见收购站老板冲着一个同龄老太太吼了声“滚”,从此她再也没去过这个收购点。
老胡做这行已有7、8年,他每天要在龙华转十来个小区,收购上千斤衣物。而后这些衣物再经消毒、处理,被运到非洲作为二手衣物出售,“我们做这个利润再低,也比收纸皮的高的多”。
偶尔也有年轻人来卖旧衣服,老胡称重后递给人家几块钱,好几次对方都摆摆手不要,“年轻人看不上这点钱”。
不过老年人们,就觉得老胡的生意做得精明,几百块一件的衣服还没穿过几次,就被老胡捆成一捆论斤收了过去。但老胡也有苦衷,收的衣服太差,上一级老板也要扣他的钱,为了卖得上价格,他还得跟人家周旋。
每天卖废品的这点钱,在许慧珍心里算是小小的意外之财,“花起来不心疼”。
许慧珍出生于河南农村,关于饥饿的记忆伴随整个成长历程,家里一年到头的主食是红薯面,白面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,许多同龄人到了富足年代,看到红薯胃里就忍不住泛酸水。每茬庄稼收割后,半大孩子们会跑到地里再扒拉一遍,“一颗豆子,一个麦穗,看见了得赶紧捡起来”。
节俭,是上一代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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